扫黑除恶常态化以来，涉恶势力案件辩护难度显著加大。如何在“拔高凑数”的指控中精准定位突破口，如何在纷繁矛盾的证据中构建有效辩护体系，考验着刑辩律师的专业功底与团队协作能力。

近日，湖南大雍律师事务所王金香、么会良、林辉三位律师组成的辩护团队，历时近两年全程跟进一起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件，凭借精细化阅卷、八天庭审逐项质证、三主办律师七人团队协同作战，最终实现关键辩护目标：检察院建议量刑14年，一审改判4年，“恶势力犯罪集团”认定被否定，并排除6项罪名指控。

01案情背景：基层治理中的征地纠纷，何以沦为“恶势力犯罪集团”？

本案被告人郭某甲系某村原党支部书记，曾担任市级人大代表，在村工作多年。任职期间，该村党支部多次获评先进，集体经济与基础设施均有较快发展，村民生活水平有所改善。郭某乙系其兄弟，郭某丙系其侄子。

2007年至2012年间，该村推进征地拆迁和基础设施建设，郭某甲与部分村民就补偿标准、利益分配等问题多次发生争执，部分村民以“村霸”“恶势力”等名义向有关部门举报。扫黑除恶常态化推进过程中，侦查机关对上述期间的事实开展调查，认定郭某甲、郭某乙、李某甲三人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，郭某甲为首要分子，郭某丙为主要成员，涉及多起犯罪事实；其中部分事实此前已由当地公安机关、政法机关处理并结案。

2023年前后，多名当事人被采取强制措施。起诉书指控郭某甲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，建议量刑14年。家属在审判阶段委托湖南大雍律师事务所，律所指派王金香、么会良、林辉三位律师分别担任郭某甲、郭某乙、郭某丙的辩护人。三位律师经全面阅卷、数十次会见和长达八天的庭审，坚定主张：本案不构成恶势力犯罪集团，各起指控均不构成犯罪，三被告人均应宣告无罪。

02接受委托：三位律师快速介入，分工合作

当事人被移送法院审理后，家属经多方比较，委托湖南大雍律师事务所。律所随即指派王金香、么会良、林辉三位律师分别担任郭某甲、郭某乙、郭某丙的辩护人。三位律师第一时间介入，建立“协同作战、分工负责、共享共性观点”的工作机制。

（一）高效会见，了解案件基本事实

接受委托后，三位律师立即前往看守所会见当事人，通过数十次会见逐一核实每起指控事实的时间、地点、在场人员及经过，重点听取当事人对“恶势力犯罪集团”指控的辩解。会见中，律师详细记录当事人陈述，并与卷宗材料逐条比对，初步判断指控存在“拔高凑数”和证据矛盾的问题。

（二）反复阅卷，审查证据锁链漏洞

三位律师复制全部卷宗材料后，开展全面阅卷，重点完成以下工作：制作全案时间轴和人员参与矩阵，标注每起事实的参与人员；逐份比对2007年、2009年原始笔录与2023年、2024年重新制作的笔录，标记证人改变陈述的关键段落；审查鉴定意见的检材来源、辨认笔录的同步录音录像，发现检材与原始病历不一致、侦查人员诱导辨认等问题；逐一核查各犯罪事实的追诉时效，发现部分事实已在当年经公安机关、政法机关处理并结案。

（三）梳理分析，确定辩护方向

在完成会见和阅卷的基础上，三位律师多次召开案件研讨会，确定全案无罪的辩护方向，从四个维度系统展开：第一，从“数”上突破恶势力定性——论证本案不满足“两年三人三次”的硬性条件，三起故意伤害案与三起寻衅滋事案的时间间隔超过两年，且三被告人未在多起事实中共同出现；第二，从“质”上突破个罪构成——两起故意伤害罪均已过追诉时效，一起故意伤害致人重伤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参与，三起寻衅滋事罪均系“事出有因”的民间纠纷；第三，从“证”上突破证据体系——揭露侦查机关选择性取证、笔录矛盾、诱导辨认等证据缺陷；第四，从“理”上还原事实真相——证明所谓“被害人”实为闹事者、造谣者、敲诈者。

03开庭前准备：全面阅卷、证据比对、夯实辩护基础

案件进入审判阶段后，律师团队持续跟进，向法院提交书面辩护意见，系统阐述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不成立、多起指控已过追诉时效、部分事实证据不足等观点，指控罪名均不成立。

（一）全面阅卷，梳理无罪证据

律师团队围绕恶势力犯罪集团的四个法定要件，全面梳理无罪证据。其一，组织性证据：卷宗中没有任何关于组织纪律、行为准则、利益分配的规定，各被告人之间仅有亲属或村民关系，将亲属关系等同于犯罪组织成员关系，逻辑上不能成立。其二，时间条件证据：经制作时间轴发现，三起故意伤害案发生在2007年至2011年，三起寻衅滋事案发生在2011年至2012年，前后间隔超过两年，且三被告人未在多起事实中共同出现，不满足“至少2名相同成员多次参与”的硬性要求。其三，经济性证据：全案无转账记录、无生意合作、无利益往来，与“恶势力”的经济性特征毫无关联。其四，危害性证据：全村2000余人中仅极少数与当事人有矛盾的村民作证，且村党支部被评为“五星党支部”，村集体经济排名全镇第一——一个恶势力为非作恶的村庄，不可能形成“五星党支部”的建设成果。

（二）逐项核实，补强案件客观事实

针对控方证据体系的薄弱环节，律师团队积极申请调取、核实客观证据。其一，申请调取当年公安机关的出警记录、处警登记、接处警台账，还原当年事件的真实处理情况；其二，申请对当年办案人员、驻村干部取证，获取能够证明当事人未参与或事出有因的证据；其三，申请调取监控录像、会议记录、补偿协议等材料，证明部分事件已经政府调解或司法处理；其四，就鉴定意见、辨认笔录等关键证据的合法性、关联性提出书面质疑，为庭审质证固定争议焦点。

04庭审阶段：协同辩护，程序与实体双轨发力

本案历经庭前会议及长达八天的庭审调查。三位辩护律师分工协作，从程序辩护与实体辩护两个维度同时发力，对控方指控进行系统性拆解。

（一）庭前会议：申请调取有利证据，固定争议焦点

庭前会议上，辩护律师依法申请排除非法证据，申请调取当年出警记录、驻村干部证言、监控录像等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，并申请关键证人出庭作证。通过庭前会议，法庭明确本案的核心争议：一是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是否成立；二是六起犯罪事实的证据是否确实、充分；三是相关指控是否超过追诉时效。这为后续八天庭审奠定了基础。

（二）庭审质证：逐项拆解，揭露证据矛盾

庭审中，三位律师围绕每一起指控事实逐一质证，重点突破以下问题：

针对三起故意伤害罪，辩护律师分别从追诉时效、共同犯罪、证据关联性三个角度展开质证：蔡某甲、蔡某乙案已于2008年由法院作出生效判决，当年25名证人的证言中无一人提及郭某乙参与，2024年重新提取的个别证言系传闻性、推测性陈述，不足以推翻原生效判决；闫某甲案中，2009年原始笔录证实郭某乙全程未动手，2023年闫某甲改变陈述的理由经核实不能成立；余某甲案中，2024年鉴定意见的检材并非2011年病历，同案人员当庭供述车上仅三人，不存在郭某丙驾车接送的情形，李某乙辨认郭某丙的笔录系侦查人员诱导作出。

针对三起寻衅滋事罪，辩护律师紧扣“因婚恋、家庭、邻里、债务等纠纷实施殴打、辱骂等行为，一般不认定为寻衅滋事”的司法解释，论证三起指控均系事出有因：张某甲等人因征地款分配纠纷到村会计家闹事，郭某甲系闻讯调解，被害人郭某丁的伤情系张某甲扔砖头所致；郭某己系征地“钉子户”且长期散布谣言，郭某甲与其交涉系履职中被诬陷后的互殴；拦截上访案系郭某己被打一事的自然延伸，将同一事实拆分为两起寻衅滋事，明显属于“凑数”办案。

庭审中，辩护律师还对控方赖以定罪的言词证据进行全面质证。以拦截上访案为例，控方称现场有“一百多号人群情激愤上访”，但最终仅两名干警带走两人即散去；关于扯横幅的人数，证人证言“一人一个说法，从十多个到百多个”，而现场仅一条横幅，明显相互矛盾。关于郭某己被打案，证人证言描绘了“气势汹汹领了一帮人、还有十多个洋镐把”的场面，与郭某己夫妇自身陈述的经历截然相反。

（三）法庭辩护：从三个方面展开辩护

法庭辩论阶段，辩护律师从“数”“质”“证”三个维度系统论证辩护观点：

05一审判决：多项辩护意见被采纳，实现差异化从轻处理

一审法院虽未全面采纳无罪辩护意见，但亦未支持检察院的指控，对恶势力犯罪集团认定不成立、部分指控事实证据存疑、当事人地位作用较小等辩护意见绝大部分予以采纳，作出差异化判决：

（一）郭某甲原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，一审未予认定，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被重新客观评价，未采纳检察院14年的量刑建议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

（二）郭某乙原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首要分子，一审未予认定，其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、作用被重新客观评价，未采纳检察院14年的量刑建议，判处有期徒刑4年。

（三）郭某丙原被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主要成员，一审结合其从犯地位、参与程度及认罪情节，未采纳检察院7年的量刑建议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。

历经近两年的精细化辩护，法院对当事人的地位、作用作出独立客观评价，大幅降低刑罚后果，既维护了当事人的人身自由，也厘清了基层干部履职行为与恶势力犯罪的界限。

06辩护复盘：涉恶案件有效辩护的八个要点

本案作为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，在辩护策略、证据拆解、团队协作等方面积累了经验。虽然一审已取得恶势力定性被否定的重大突破，但全案无罪的目标仍需继续推进。以下七个要点，可供同类案件借鉴。

（一）尽早介入，固定辩护基础

涉恶案件证据收集具有明显指向性，一旦侦查方向固化，后续调取有利证据的难度将成倍增加。本案中，三位律师虽于审判阶段才接受委托，但介入后立即开展密集会见、全面复制卷宗、申请调取当年出警记录和出警台账，尽可能在证据灭失前固定对当事人有利的材料。介入越晚，越应以“尽早”的标准压缩时间、把握先机。

（二）精细阅卷，构建证据图谱

卷宗是辩护的基础。本案中，律师将2007年至2024年的全部笔录逐份比对，制作全案时间轴、人员参与矩阵和证据矛盾对照表，清晰呈现证人改变陈述的时间节点、侦查人员诱导取证的具体方式、鉴定意见与原始病历不一致等关键漏洞。唯有精细阅卷，方能厘清指控体系、找准突破口。

（三）抓住定性，先破恶势力认定

恶势力犯罪集团的认定是此类案件的关键。一旦定性被否定，量刑基础便随之动摇。本案中，律师从组织性、行为特征、经济性、危害性四个维度系统论证：被告人之间仅有亲属关系，不满足“两年三人三次”的硬性条件，没有任何不法经济利益，村庄发展成果直接反证“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”不能成立。一审未认定恶势力犯罪集团。

（四）敢于发声，善于质证

重大案件办案压力较大、案情复杂，律师不能流于形式、不能“套路辩”。在坚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前提下，应当发声的敢于发声，应当质证的善于质证。本案中，三位律师在八天庭审中逐一质证，对时隔18年自相矛盾的证人证言、检材与病历不一致的鉴定意见、侦查人员诱导作出的辨认笔录等关键证据提出明确质疑，推动法庭重新审视案件事实。

（五）关注时效，阻断陈年旧案追诉

涉恶案件常将多年前的纠纷重新纳入追诉。律师必须严格审查每起事实的追诉时效、立案情况及既往处理结果。本案中，三起故意伤害罪均发生在2007年至2011年间，且2008年蔡某甲、蔡某乙案已有生效判决、2012年郭某己案已经公检法联席会议研究结案，再以“涉恶”名义追诉，明显违反追诉时效与禁止双重评价原则

（六）紧扣法理，破解个罪构成

寻衅滋事罪的“无事生非”与“事出有因”、故意伤害罪的共同犯罪与实行过限，都是个罪辩护的突破点。本案中，律师紧扣司法解释，论证张某甲案系被寻衅滋事、郭某己案系约架互殴、拦访案系同一事件延续，三起寻衅滋事均系民间纠纷；三起故意伤害或已过时效、或证据不足、或系实行过限，均不应入罪。

（七）持续跟进，无罪目标不放弃

一审否定“恶势力”认定仅是阶段性成果。对于证据不足、定性错误的案件，辩护律师应持续挖掘新证据、持续关注裁判走向，为当事人争取最终的无罪结果。本案的辩护实践再次说明：精准的专业判断与不懈的程序坚持，是突破重大疑难案件的双重保障。

07结语

拨开指控的表象，本案的实质是一个原本在基层治理中表现良好的村庄，因城市化进程中的征地拆迁，部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产生矛盾、发生冲突。冲突中或有人行为过激、或有人处置不当，但这些均属于应当由基层组织调解、由行政手段处理的人民内部矛盾，与有组织、有目的地为非作恶、欺压百姓的黑恶势力存在本质区别。不能因当事人兄弟多、亲戚多，便将其亲属整体认定为犯罪团伙。“恶势力”是有着严格法律标准的刑法评价，并非可以随意加诸于人的标签。

本案中，我们坚持无罪辩护的立场，将陪同当事坚持到底。涉恶势力案件的辩护，不仅体现在庭审对抗，更贯穿于全流程的细致坚守。从侦查阶段的及时介入，到审查起诉阶段的精细阅卷，再到庭审阶段的逐项质证，每一环节都需要辩护律师以极致的专业精神投入。

湖南大雍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始终秉持“全力以赴”的理念，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、定性与量刑兼顾，以专业、负责的法律服务，为每一位当事人守住法律底线。未来，团队将持续深耕重大疑难刑事案件领域，提供更为专业、高效、负责任的刑事法律保障。